我国超大城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外迁决策研究

我国超大城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外迁决策研究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5:21:36，全文字数：50501。

胡磊 刘亦爽 时笑

摘 要： 近年来，世界主要超大城市都出现了大量高学历人口离开的现象，我国的“北上广深”也不例外。人才是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研究我国超大城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的外迁决策对于人力资本的空间均衡分布具有积极意义。在此背景下，对高学历外来人口在面对超大城市的高收入、高住房成本和较少子女教育机会与潜在目的地城市的较低收入、较低住房成本和较多子女教育机会两种资源组合时如何作出迁留选择进行研究。基于北京市的调查数据，在个体微观层面，围绕子女教育和住房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构建预期净收益差距变量，并以等待的期权价值为理论视角，结合限制性立方样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预期净收益差距对外迁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预期净收益差距对外迁有非线性的阈值效应。具体地，当预期净收益差距小于某个正的阈值时，高学历外来人口离开超大城市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将留在超大城市。

这个阈值大于预期迁移成本和等待的期权价值之和。只有预期净收益差距超过这个阈值后，高学历外来人口才有较大可能性离开超大城市，并且随着预期净收益差距继续增大，个体外迁的概率呈加速增大的趋势。我国城市若要在“抢人大战”中占据优势，超大城市应采取措施来提高人才从子女教育获得的收益和降低他们的居住成本，其他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不仅要优先考虑提高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质量，还要在住房领域推出比超大城市更有力的优惠措施。

关键词：高学历外来人口；外迁；预期净收益差距；等待的期权价值；北京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23）04-0088-18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3.00.012

一、问题的提出

人才是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都出现了大量青年高学历人口离开超大城市的现象。《人民日报》援引国内知名公司的报告称，2019年“北上广深”高学历人口向一些省会城市和新兴大城市的净流出率为0.58%，较2018年同期增加0.05%【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才市场供需两端竞争都在加剧［EB/OL］. （2020-01-15）［2022-01-24］.

http：//finance.people/n1/2020/0115/c1004-31548964.html 】。由于没有超大城市的户口，高学历外来人口享受不到某些凭户口才能获得的资源和权利，导致他们生活在高度不稳定之中［1］，从而有很大可能性离开超大城市。结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数据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流动人口数据平台（http：//www.chinaldrk.org）提供。】估算，2018和2019年“北上广深”高学历外来人口流出的规模都达到几十万。

高学历外来人口为什么从超大城市迁移到其他城市？这既与迁出地又与迁入地的诸多因素有关。在该迁移决策情景下，超大城市是迁出地，其他城市是迁入地。依据推拉理论，迁出地和迁入地都同时存在拉力和推力。如果将高工资和良好的公共服务看作迁出地的拉力［2］，那么高房价便是人才从超大城市外迁的一??推力因素［3-4］，而因户口限制导致子女无法获得与本地学龄儿童相同的教育机会是另外一个推力因素。有学者指出，城市公共教育扩张和子女接受公共教育的机会是高技能人才迁入城市的关键决定因素［5］，由此推断，基础教育质量是迁入地的一个拉力因素。

尽管厘清了收入、住房和子女教育这些关键决定因素，但仍然不清楚的是，超大城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在面对两种资源组合时将如何作出迁留选择。一种组合是超大城市的高收入、高住房成本和较少子女教育机会，另一种是潜在目的地城市的较低收入、较低住房成本和较多子女教育机会。若选择前者，个体会留在超大城市；若选择后者，个体会离开超大城市。本文认为，高学历外来人口会在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资源进行综合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理性决策。那么，只要净收益大于迁移成本，个体就离开超大城市吗？若不是，又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本文将在效用最大化框架下，同时考虑迁入地和迁出地的货币化的经济收益和非货币化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个体层面上对高学历外来人口的外迁决策进行实证分析。参考刘旭阳和原新的研究［6］，本文的“高学历”是指本科及以上学历。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相关研究发现，迁入地与迁出地的工资或收入差距是迁移的驱动因素，分析情景包括乡城劳动力迁移［7-8］、欠发达国家人口向发达国家迁移［9-10］、城市或地区间的人口迁移［11-12］。但在高学历外来人口离开超大城市的情景下，工资或收入差距并不是主导因素，因为超大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通常要高于规模较小的城市，即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收入差距一般是负值。鉴于此，本文构建迁入地与迁出地的“预期净收益差距（expected net returns differentials）”变量来探寻个体外迁的动力因素。第二，现有基于地区加总数据的模型［13-14］难以在个体层面上刻画个人的效用，针对这个不足，本文将经济和公共服务因素同时纳入个体效用函数，围绕子女教育和住房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揭示超大城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的外迁决策机制。研究我国超大城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的外迁决策对于人力资本的空间均衡分布具有积极意义，在当前我国城市之间“争夺”人才愈发激烈的背景下，本研究为评估城市引才聚才政策的成效提供理论参考。

二、理论分析框架

1. 文献评述

已有文献大多聚焦乡城劳动力迁移。托达罗（Todaro）指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不仅取决于城乡之间的预期实际收入差距，还受劳动力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的影响［15］。信用约束理论认为，农村一部分劳动力因为太贫穷而支付不起迁移费用，又因农村信用市场的不完善他们很难借到资金，因此，即使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收入差距等于迁移成本，这部分农村劳动力也不会立即迁移［7］。又有观点认为，本地借款困难也可能增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概率，因为农村家庭将家庭成员向城市迁移当作一种对农业投入进行融资的手段［8］。显然，信用约束理论不适合解释超大城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的外迁行为，因为他们一般不存在支付不起迁移费用的问题。

费恩（Faini）和文图里尼（Venturini）认为，对高收入群体来说，留在当前居住地是一种正常物品（normal good），他们的迁移倾向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降低。因为他们尽量避免因迁移到陌生环境所造成的心理成本和避免损失原有社会关系，只有地区间的工资差距高到足以抵消迁移成本时，迁移才可能发生［9-10］。伯达（Burda）等对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东—西”人口迁移意愿研究的结论支持这个观点［11］。不过，如前所述，我国规模较小城市与超大城市的收入差距通常是负值，高学历外来人口不大可能受收入差距的驱动而离开超大城市。

还有一些学者利用实物期权理论来刻画人口迁移的决策过程。伯达认为迁移决策具备投资决策的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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