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谈论“爱”的时候，往往都是在谈论人。
当一对情侣分手的时候，一方可能对另一方说：“你对得起我们的爱情吗？”她不是在指责他对不起“爱情”，而是在以“爱情”为栏，凭吊两个人纠缠在一起的历史。
所以，“爱”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形式；或者往大了说，“爱”是现代人类相互主体性依托的结构形式之一种。
作为一种形式的“爱”本质上就是一个能指。如果我们相信“爱情是心灵的母语”，那么“爱”正是心灵的能指。李海燕教授这本著作的英文副标题是“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这刚好是对正标题“心灵革命”的恰切翻译。
李海燕教授大抵是在讨论“爱”的言说历史，即“爱”作为一个能指的演变历程。更具体地说，她勾勒了“爱”在中国文学叙述中的历史，并借此提炼出一条中国人感觉结构的谱系，呈现出近现代中国人如何利用“爱”的话语构建身份、道德、性别、权力、群体乃至国族与世界。
我对于这本书的理解只能达到这个程度；而对于作者李海燕教授，我要表达程度最深的敬意。一方面，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她认作了未曾谋面的老师，仿佛再次回到研究生的课堂，阅读、思考，跟着她的脚步重新经历了整个研究过程，既艰辛又美妙。另一方面，她敢于正面处理“爱”这一主题的勇气与功力，令我由衷钦佩。现代的“爱情”大概是圣·奥古斯丁眼中的极丑之物：混乱、无序、变幻不定，又充满了不受约束的力量。李海燕教授以理论与史料为武器与“爱情”角力，让我们见识到一场酣畅淋漓的战役。
我要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张丽华老师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王立刚先生。他们打破成见，把翻译这本学术著作的机会“破格”托付给我，这是一份沉重的信任。
为了让翻译文本尽可能尊重著作原貌，我在翻译过程中要求自己保证三点：一是除了个别固定译法之外，固定用语的中文译名与英文用词在全书内保持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作为对李海燕教授用语严谨性的致敬，如以“情感”对应“sentiment ”，“情绪”对应“emotion ”，“感觉”对应“feeling ”，互不交错；二是保证在翻译过程中不删减或增加字句，偶尔遇到实在解释不清楚的地方，则加注说明；三是将书中所有汉语材料的引文与原刊进行核对并按文本原貌誊录，而外文著作的引文则与通行中译本进行比对，如有直接引用或修订均加以说明。第三种做法颇费时力，甚至举步维艰，但这也是我个人能为这本著作提供的唯一一点接近学术性的贡献。出于某些方面的考量，编辑对个别段落和语句进行了处理，特此说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硕士导师王风老师和我最尊敬的学者夏晓虹教授。高山仰止，我注定是一名令人失望的学生了，可是老师们的陶染，至少让我看得清自己站得有多远。
我知道，学术著作的翻译，向来充满争议和挑战，我也曾对译介的意义有过怀疑。可是刚接到翻译任务不久，我偶然与同门师姐薛寅寅博士提起时，她却表示自己跟这本书早有渊源：五年前，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了英文原版的唯一馆藏本，后来一阵子没碰，以为自己把书弄丢了，只好托国外的朋友买了一本，还给图书馆，不想后来又找到了，浪费了一笔巨资。英文原版购买不易，价格很高，对很多中文专业的学生和老师而言，阅读起来也有一定障碍，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最实际的问题，构成了我翻译本书的很大一部分动力。
最后，我要感谢在翻译期间陪伴和鼓励我的周旻博士。这恰好是她擅长的领域。她帮助我厘清概念、查找文献、校对初稿，是我在翻译过程中最信赖的依靠。我的父母和两位姐姐，我的朋友陆胤、刘明阳和宗立冬，他们都是“心灵革命”的参与者。当我们谈论“爱”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正是彼此。
2018年4月1日
北京大学万柳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