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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告密,败也告密(4)

    杨恽觉得,我已经被贬官三年,就仿佛是我给我死去的老子守了三十六个月的孝一样。按礼制,我已经尽孝道了。也就是说,以后我老子再来我梦中找我骂我不孝,我就会骂他。因为我所尽的已经尽到,你已经没有资格再对我说三道四。你皇帝老儿也一样,我被你贬了三年,已经对你尽了忠道。那么,从此以后,咱们就是井水河水,你别来找我,我肯定不会去找你。我们之间君臣的关系已经彻底结束了。

    宣帝看到这样的话,自然不会发怒,如果他仔细想想,杨恽说的的确有道理,虽然有点强词夺理。但让宣帝受不了的是,杨恽居然把他和死掉的父亲相提并论,这无疑还是那个“有马狂奔触殿门”之语的翻版。宣帝自然就要大怒了。

    杨恽由告密发家,又以告密身败。可谓成也告密,败也告密。但我们不得而知那个喂马的小子拜成为什么要告密。也许,有时候,这种在皇帝身边告密的人只是希望给皇帝排忧解难,才把别人性命给搭进去的,而随着别人性命的丧失,告密者则摇身一变,被加官进爵。拜成后被宣帝封为郎,从此结束了与畜牲在一起的岁月。

    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像杨恽这样的人特别喜欢告密了。因为告密是一条终南捷径,许多人用毕生精力才能到达的顶峰,在专制时代,你只需要告密就能登上去了。

    为什么告密事件屡见不鲜?柏杨先生的论断是:“不是中国人特别喜爱打小报告,而是制度如此。有什么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反应,当社会风气以告密为荣,认为告密是效忠时,我们又如何唾得完?又如何特别唾某一人二人!”

    杨恽当然还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记录,那就是文字狱。著名的散文家黄裳先生在《笔祸史谈丛》后记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历史上以文字杀人较早的一例,一般都认为应数杨恽之狱。”他的认为当然有根据,民国年间所编的《辞源》“文字狱”条目下就有这样一个注:“以文字贾祸之谓,如汉杨恽以《报孙会宗书》腰斩⋯⋯”宋人罗大经也说:“杨(恽)子细以‘南山种豆子’之句杀其身,此诗祸之始也。”

    从此后,这个告密者创造的记录开始笼罩着中国专制时代的所有文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