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人类，我的企业就不会倒闭。这就是我追求的境界。”
2005年4月，“云南红”董事长武克刚、联合运通控股公司董事长张树新、“天下谷”企业文化研究所所长杨鹏等企业家朋友到大午庄园做客，酒桌上聊起“基业长青”的话题，孙大午语出惊人。
他追求的境界也是朋友们难以理解的境界。
“百年老店”已是许多企业家的至高追求，大午集团竟然要和人类共存亡。
1993年，大午鸡笼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孙大午就说：“如果全国剩下一家鸡笼厂，那就是大午鸡笼厂”；多年来，种禽公司的口号是：“如果全国剩下一家养鸡场，那就是大午养鸡场”。不过，这也不完全是说嘴打嘴，虽然现在的鸡笼厂已经萎缩成了一个小作坊，但是“大午养鸡场”确实已经把鸡养到了最高代次、最高层次。
20余年来，这个企业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敏感地应和着社会发展的步调和节奏，也是一个自生自灭、信马由缰的过程。和鸡笼厂一样，很多小厂几经变迁甚至不复存在，可是大午集团还在，同时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小厂，好比一棵树的岁岁枯荣。
孙大午说：“对一个企业来说，分厂的生生死死都是很正常的新陈代谢。每个分厂都是独立运作、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它们可能随时倒闭或者被兼并，然后有新的分厂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或者壮大起来，甚至成长为一个新的分公司。当单个的工厂组成了企业、组成了集团，这个企业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组织，而是一个社会。只要有人类存在，社会怎么会倒闭呢？我的企业生机勃勃，它是活的，它就活在生死之间。”
这个企业，面对市场是各自为战，面对集团是优胜劣汰，对内对外又是个互动的有机体，带有强烈的社会性。各子公司的盈利，每个独立法人留1/3，上交2/3，盈利单位可再接再励，向集团申请资金支持发展，亏损的企业，除非经集团决策才会投资挽救，否则连一分钱的占款权利都没有，其固定资产以及人员，会被其他厂子兼并或吸收。财务上，搞得是多元资金，她没有银行资源和政治资源，直接把根扎在市场中，扎在消费者中间。
由于涉及行业、门类非常多，这个企业办得特别杂，产业特色不明显，也没有形成拳头产品，更没有很大的致富性。创业前期虽有几十倍的增长，后来就是“求慢求稳求长远”，甚至索性发扬“曳尾涂中”、不求闻达的“乌龟精神”了。
奇特的是，自创业以来，除2003年，大午集团从未亏损过。孙大午称大午集团的增长模式是“高山垒土，深水养鱼”。最快的速度和最慢的速度都是看不见的，比如光的穿行和树的生长，“不见其增，日有所长”，大午集团追求的是一种社会常态，一种生存常态。
她仿佛中国企业的一个缩影。20多年来，很多企业从暴利走向微利，再由微利走向亏损，一批企业的脱颖而出，伴随着的是另一批企业的销声匿迹。随着中国经济经过20年的持续增长，步入了举世瞩目的“繁荣时代”，“剩者为王”逐渐突显为企业的主题。
2007年7月，“精细化管理专家”汪中求先生一行来大午集团为企业干部员工授课。孙大午在和朋友们的漫谈中，简述了大午集团的生存之“道”。
“我觉得汪老师给我的干部们讲的，主要是‘术’的东西，这对他们很有实效。术业有专攻，术中含道，不能小看术，小看术的人是悟不了道的。我体会到，悟道者一定懂术，但精通术的人却未必能悟道。所以我一直怀疑参禅悟道这个说法。专家学者根据书本解释问题就是在参禅，如果没有专攻之术，单凭书本知识，不可能悟道。
“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德，形而上和形而下结合起来，才是《道德经》。有道者必有德，有德者未必有道，参禅不能悟道，悟道可以参禅。我觉得老子、孔子都是悟道参禅者，这样的人以后再没出现，恰恰说明了真经不在书本上，真经是不能传的。一个高僧要得道，是需要资量的，财色关要过，见财见色而又弃财弃色者才可能得道。一些文人墨客常常以淡泊名利自许，岂不知没有名利，谈什么淡泊名利？修行人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可是你不踏着人，怎么越过人？打柴烧火的小和尚慧能继承了五祖弘忍的衣钵，因为他也有资量，他在社会最底层见识过。‘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凭这句话就可以继承师父的衣钵。这也说明只有他真正理解了老和尚，更说明真经是不会传的，也无法传，只有你知我知，心领神会。
“很多企业要做精、做专、做强、做大，这都是从术入手，因为术就是企业家入道的资量。但是很多人就这样走到底，也没能悟道。多少大企业家，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企业帝国，也没能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钱是挣不完的，形而下必须走向形而上，即术必须要上升为道，道者永生。”
“这不是个能人的企业，但是你想灭掉它也很难，它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我想把这个企业变成社会，企业的生生死死很正常，变成社会就是大家的事，而不是一个人的事了，就不会死。到那时，饲料公司哪里去了，种禽公司哪里去了？不重要，会有新的企业起来。这就是我的企业生存之‘道’！”
汪老师提出三个问题：
“其一，企业有发展的有落后的，很好判断它的生死存亡，但社会也有保守无作为的社会，如果因为有生有死就说企业是弱于社会的组织，是不恰当的；
其二，社会包含着组织的分化，每个具体的组织仍然存在生死存亡，任何一种结构都存在寿命问题，如何使组织达到最佳最优的运转状态，仍然很重要；
其三，社会的支撑是经济，经济问题决定活下去的品质问题，大午城生活水平如果低于周围，社会信用机制会受到挑战，不能向吃不饱肚子的人讲哲学，未来的经济支撑仍是很重要的，更多人应该立足于企业。”
孙大午认为：
“企业作为社会组织，要存在下去就是有盈利性质的。农村之所以起不来，正是因为人们的创业空间不够。任何一个村庄放开，人们必定会趋利避害，千方百计去发展，农工商都会发展起来。该宰猪的宰猪，该加工面粉的加工面粉，农村很快会活起来。现在是苛捐杂税太多，创业太难，找麻烦的部门太多。有我这样一个企业，可以为人们提供环境保障、资金保障，会吸引、带动周围的人们来创业，社会信用机制只会增强。
比如我的集团有十几个小厂，我支持他们发展，可是每个小厂都不敢大量投资。每年的固定资产折旧要纳入生产成本，占款要付占款利息，银行贷款5厘，内部拨款按4.2厘，一申请，很快就拨到你的户头上了。对一个小厂来说，折旧也是个巨大的压力，即使不给它任务，让它画个零，它都未必敢干。我的行为类似于政府的作为，为中小企业开拓生存发展的空间，各厂的生存发展本来就是自立为主、协调为辅的。”
“那你的企业办社会和政府的国营企业的办社会究竟有什么区别？”
“国营企业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上一个大项目，首先要建学校、幼儿园、公园、工会等福利设施，这些都是无偿的，不计成本代价，相当于国家集体的无偿付出和一部分人的无偿享受、无偿占有。我的企业办社会的原则是互惠互利、互相依赖，比如大午学校为你解决了家庭负担，你得出钱，而这些钱除了教师员工的工资外，还要有盈利才对。我们一直给后勤的考核是画个零，即后勤保障支出和收入基本持平。这是在其他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做到的。实际上，办社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追求一个社会共同的文明和富裕。不计成本地给职工们解决生老病死，这样的办社会是不会成功的。我办社会是要讲成本收益的，医院、学校及其他服务单位也都是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的。比如车队在为各单位服务时是按里程计费的，每公里1.9元，等待一小时计费10元。有的子公司领导出门办事宁可搭货车也不坐车队的轿车，他怕那个数字跳。
“说白了，我的企业是个农牧企业，我想搞的是农工商产学研一体化。如果说家庭是农业社会的细胞，那么企业就是工商社会的细胞。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也是社会公民，以企业为核心，才能够贯通农工商产学研。企业少不了科研，很多企业又在办大学，我也曾经筹办过大学。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跟现在所说的‘以城市为中心带动乡村、城乡统筹发展’绝不是一个概念。一些城市正在搞‘农地流转’、‘城乡统筹发展’，只要农民出让土地，就可以进城享受市民待遇。可是那些市民的社保都解决了吗？农民进城以后干什么呢？究竟谁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农村首先要搞农工商，城市侧重的是产学研。不搞农工商一体化，新农村搞不起来，不搞产学研，新农村也搞不起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新农村的建设，首先是农工商的发展，然后是产学研的提升。这应该是企业行为、社会行为，而不是能人行为、政府行为。大午集团是孙大午的个人行为，这恰恰是弱点。
“我的思路就是准备不管它，把它变成社会。很多厂不景气，比如采暖设备厂、玉米食品厂，都下马了。同时也会有新的厂子出来，对不景气的厂子，我救到一定程度，就不救了。如果一定要救，可能会救过来，但是我不可能把我自己陷进去。我的责任就是培养人、交学费，让他们成长，给他们准备足够的空间。”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孙大午已经不再看财务报表。有人问他企业的日收入，他答：“我怎么会知道？这相当于问我，我的树每天长多少？我的人员素质每天提高多少？他们都在往前走，他们都是活的，活着的、动态的东西，不要每天去管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