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中央电视台法治节目主持人崔志刚出版了《财富命案》一书。书中收集了节目中涉及到的近年发生的十多起影响巨大的财富命案，除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作案缘起和扑朔迷离的侦破过程，也揭示了其中夹杂的仇富、羡富的情绪以及为富不察、守富无道的心态乃是财富致祸之源。
2月9日，由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主办的“财富与生命价值研讨会——《财富命案》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孙大午接到邀请函，立马决定参会。
对一个从小就爱琢磨穷富关系的人来说，这个题目太刺激了。
孙大午这个年龄的人，经历过很多运动，斗私批修、斗地主、资本家的场面，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从部队上回来，孙大午就一直在琢磨阶级斗争的问题。他对郎五庄的贫农和地主的印象，和正面的舆论导向完全相左，他觉得贫农赵河是个穷凶极恶的地道的坏人，地主刘西珍倒是一位和蔼安详的忠厚长者。
2002年10月，为了打开这个古怪的心结，他终于把大午集团周围村庄活着的老地主、老富农们和那些老长工、老贫农请到大午庄园开了几天的座谈会。让长工、贫农和地主富农分开讲，讲他们的矛盾是什么。那些饱经世事沧桑的老人，都已经八十岁左右，白发辉映着白发，相见之下，恍如隔世。
一位汪氏老太太说：“我们家最穷，斗地主时让我丈夫上台，都教好了他怎么说，可上去以后就说错了，说地主把好吃的给了我们，工作组赶紧让他下来。”
给地主做过雇工的人都说：“过去给地主扛长活、打短工，从不拖欠，都能给上工钱。
比起现在城里动不动拖欠民工的工资，强多着呢。”
孙大午家是贫农，斗地主时，分得一口袋小麦，白天父亲扛回来，晚上母亲又让他给地主送回去。孙大午问过母亲：“我们家为什么穷呢？”母亲说：“咱们家穷是因为你爷爷好吃又耍钱闹的，人家富是自己过的。”
“我父母亲都很能干，本来也该是富农，可是每年收了很多粮食，到年底却要一麻袋一麻袋地扛出去给我爷爷还赌债，直到我爷爷去世，家里才好过起来。”孙大午说。
地主富农们说，分地我们没意见，分了以后还让我们重新干就可以，只要有这个条件和机会，三两年后，我们还是比别人过得强。有一位说，最初他家只有二亩地，后来有170亩地了，就是因为他会手艺，家里日子过得细。
孙大午联想，《毛泽东自传》里说，每月初一和十五，毛泽东的父亲给家里的长工们吃咸鱼片和鸡蛋，他只能和弟弟们在一边眼馋，看来是真实的。只有那些不识数的甚至智商低下的地主才会像周扒皮那样搞半夜鸡叫呢。半夜鸡叫也根本不通，一家鸡叫，其他人家的鸡叫不叫？难道说雇工们比周扒皮还弱智？半夜里锄草就不怕把苗也锄了？
他的结论是：“穷富矛盾不是主要的。农村有些地主和恶霸联系在一起，欺压百姓，有官府背景，代表的是官方，根源主要是官民矛盾，绝对不是穷富矛盾。以前‘皇权不下县’，地方乡绅自治是很有成效的，后来说的‘无土不豪、无绅不劣’，纯粹是误导。只有那些有官府背景、垄断资源的乡绅才是劣绅，大部分地主富农是带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富裕产生文明，历史上的富人是穷人的生命线，一旦消灭富人，相当于打断了文化的积累和文明的演进，穷人会更苦更穷。地主的本来面目是勤劳致富、讲文明、有文化的。”
这次会议上，他跟大家宣布了自己的调查结果，然后发表了他的财富感言，关键词：“穷人”、“富人”和“官府”——
《财富命案》这本书对财富及生命价值的探求、追索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说财富、情色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我觉得在财富问题上，穷人会迷路，富人也会迷路，但是最容易迷路的是官府。
第一，穷人会迷路。穷人由于贫寒，很可能会去偷，人穷做贼嘛。不过穷人偷盗有法律管着，很容易受到惩罚，还要示众。所以穷人迷路，迷不了很远就能把他纠回来。
第二，富人迷路，就走得远了。为富不仁，迷失的路要远，而且在迷失的过程中，还会受到一些支持。何况有钱能使鬼推磨，所谓钱壮色胆，也壮贼胆。相比大家来说我是富人，但是我也是一直在警惕这种为富不仁。大午集团做的是微利行业，我们挣的钱也不多，虽号称亿万资产，跟很多企业家相比，太渺小了，但就做公益事业来说，我们并不渺小。我可以拿几万、几十万去捐赠，拿几百万去修路架桥，也可以拿几千万来建平民学校。
我的体会是，尽管有些富人发财是道德的、阳光化的，但也不一定是安全的。因为作为一个富人，光是赚钱远远不够，企业家的历史使命必然是从道德走向崇高。他的财富越多，他的社会责任越大。?为一个富人，他必须有信仰甚至宗教信仰。《圣经》上说：‘富人要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所以基督徒们就拼命挣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就怕把钱带到棺材里去。
佛家讲：财空色也空，把财色都看空的人才能成佛，没有资量的人是难以成佛的。释迦牟尼之所以成佛，是因为他把财、色都看空了。作为太子，后宫佳丽三千，富有天下，把这些都看空了以后他才能够开悟。我的感悟是，真经不在书中，而在实践中。过不了财富关、情色关的人，如何成佛？作为富人，过财富关也很难，但他必须过了这一关才算得上真正感悟人生。我作为一个富人，如果拿不出几百万、几千万来修路、建学校，那么我还不算富人。富人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个人富有上，更多的是体现在社会责任上，体现在奉献上。一个富人有钱，自己舍不得花，也舍不得给别人花，就是有座金山也是贫穷的。
基督教是如此，佛家是如此。那么儒家呢？儒家讲，邦无道，富且贵，耻之；邦有道，贫且贱，亦耻之。就是说，不该发财的时候你发财，是一种耻辱；让你发财你发不了财，也是耻辱。我就想，辛亥革命的时候，我们国家说兴新学，废科举，那时清政府没有想到科举制并不是办新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官员如何选拔升迁的问题。科举废除了，制度上也没有机会让人们发财，毛泽东报国无门，因此他到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和老百姓结合产生了一代领袖。比如我自己，我就既不会当山大王，也不会造反，因为国家有这么一个政策，让我养鸡，这就是给我一个出路。我从养1千只鸡养到10万只、30万只，从几万挣到几十万、几百万、上亿，这就是邦有道，我应该富。我升官无道，但报国有门，发财有路。在如此偏僻的地方，惟独我富起来了，至于那些放火、投毒、暗杀、断道，像刮风下雨一样，也很正常，企业家要安全，必须从道德走向崇高。
道家讲有视同无，无视同有。所以我跟我的经理厂长们说，当你不挣钱的时候你要视同挣钱，当你有钱的时候，你就视同你没钱。永远是一个平静的心态，这是道家的思想。当你富了的时候，你要当你是一个普通人；当你穷的时候，你要当你是一个有钱的人，这个境界要达到。天道讲‘损有余而补不足’，比如山高，刮风的时候，哪个地方低就会把山上的土刮到哪儿去，高的地方，天道通过风吹雨打日晒来损之。而人道讲‘损不足而奉有余’，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这就需要政府来协调，所以有了政府调控，有了税收。看，整个社会都要求企业家从道德走向崇高！
第三是官府更容易迷路。官府的迷路不是远近的问题，它会是所有人的灾难。
《财富命案》中显示的穷富矛盾，我认为是一种表象，其实质应该是官民矛盾。我们国家现在的仇富也是一种表象，仇腐才是实质。古人造字也很有意思，腐就是官府吃肉，富在于田，靠种田吃饭的人是富人。种田的人是富，吃肉的人是腐，所以官权腐败，最容易迷失。一旦当上官，穿上官靴高抬脚，不知道迈哪条腿了。
这一点明朝的朱元璋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剥皮灌草’惩治贪官，杀了几十万。官民矛盾是人类历史上的主要矛盾，现在很多潜规则盛行，大家都在潜规则下生活，不敢说真话，追根结底，一定是明规则有问题。为什么明规则有问题？就是在制定明规则的时候，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社会自然法则支撑。
明规则有问题，怎么解决？不怕革命，而怕民主。因为革命成功在现代社会来说甚难、甚少，而民主成功得甚易、甚多。我发现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最大的修正者，后来查到一些资料，证实了这个观点。马克思在临终时说：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用议会的方式夺取权利，要远远比用暴力的手段好得多，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趋势。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东西，他们在中年时期全都否定了，比如“资本论”、“科学社会主义”等等。他们晚年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的话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重新修正已力不从心了。但是想想这一误，就死了几百万、几千万人。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太深刻了。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也太可怕了。所以说，官府迷路，走得最远，甚至是灾难性的。
人生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无法量化，不能仅仅用金钱衡量。我觉得，有权有钱，只能体现人生富贵，不能体现人生价值，体现人生价值的东西是知识，是劳动，是奉献。这就是我和我的企业的财富观、价值观，也是我大难不死，大午集团安然无恙的的根源。
“有理不怕见朝廷”。
——孙大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