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19日，“安徽经验与农村改革”研讨会在安徽大学召开，孙大午应邀与会，来自省内外的“三农”问题研究专家40余人参加了会议。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朱启臻教授发言道：
“咱们的一些政府官员，一些知识分子，实在太好了。他们就怕农民这儿不会，那儿不懂，所以农民干什么他们都要过问，为了保护农民，他们什么都去管，什么都敢管，恨不能把农民抱起来。越这样，农民越穷。穷就是这么来的。你管他干什么？人家过不下去了，自己就会想办法，改革不就是人家农民自己搞出来的？陆子修当时是万里班子里一个支持分田到户的铁杆人物，现在安徽也特别受尊重。因为他尊重农民，农民才尊重他。”
朱教授的发言，引起了孙大午的共鸣：
“‘保护’是什么意思？保护就是管制！保护农民恰恰是对农民的不尊重。为了保护农民，很多人甚至要想方设法抵制资本，保护小农经济。
“我认为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过渡是必然的。在今天讨论的农村合作组织的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也有分歧，一些学者研究的农业合作组织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小农经济必然要解体，为什么不研究农业的企业合作呢？
“最好的生产组织形式是企业，而不是合作社。我们应该研究农业企业家，企业家虽然是少数，但有了农业企业家，多数农民就会成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就是打工的。我的大午集团有三千亩耕地，养了三十万只鸡，十几个企业，职工近两千人，大午中学有师生三千人，一个大午集团使附近乡村繁荣了起来。我们并不需要每个人都成为企业家，只要在一个社区出现一个或几个企业家，把农民组织起来，大家都富裕起来就行了。
“我们为什么不研究企业，非要围着小农经济做文章呢？甚至我就想当年为什么会有‘大包干’，‘大包干’的意义是什么？‘大包干’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因为当时要公开说‘包产到户’是犯忌的，说分田单干也犯忌，说私有化更犯忌，所以才搞了个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大包干’的目的是什么呢？农民要的是效益，是想解决温饱问题，而后来我们的立法不是要追求效益，是要统一化，要稳定。安徽经验或者说小岗村的精神是使农民摆脱贫穷走向富裕，打破枷锁自由发展。可是制定了《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后，法律就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承包土地只能种粮食，不能搞其他产业。法律还规定土地承包期限是三十年，三十年以后怎么办呢？在国家征用土地时，只能补偿三十年，如果没有这个《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多少年？农民的土地值多少钱？如果征用土地给了30年的补偿，那么根据平等原则，30年以后，产权是不是应该还给农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业生产，是自给自足、解决温饱基础之上略有剩余的商品生产，不是市场化的商品生产，企业化的农业生产才是真正的商品生产。因为农村没有市场化的商品生产，所以青壮年农民都离开了农村，剩下来搞农业生产的是‘386199’部队，即妇女、儿童、老人在搞农业生产，这就是我们经济的和社会的现实。”
他给人们讲到自己和美国农场主的一次交流。
2005年7月初，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周晓教授带了几位美国朋友到大午庄园做客，其中有农场主韦恩先生。饭余，孙大午带朋友们到千亩园散步。
麦收过后的田野，金黄的麦茬还很新鲜，其间已经长出了青青的玉米苗。
韦恩先生惊讶地问：“孙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这叫间作，我们一年收两季庄稼，收完小麦种玉米，收完玉米种小麦。”
韦恩皱起了眉头：“孙先生，你们为什么不让土地休息？这样过渡开发，土地会很累的。粮食是用水换来的，你们为什么不种树呢？”
“不行，”孙大午说，“我们这里地少人多，粮食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要保护耕地，
缺水就搞南水北调。”
“我有三千公顷地，每年只能种一千公顷，三年才能轮耕一次，你们为什么不考虑到我
们美国来种地？”韦恩先生天真地问。
他的意思是：我那里大片的土地闲着，你们为什么不来种？你只要在北京周围建好粮仓，到时候收了粮食你们拉回中国就可以了。北京周围都种上树多好！
他告诉孙大午，美国的耕地只有1/3在投入粮食生产，2/3轮休，政府不让种，因为种出来没地方卖，政府只好给农民发休耕补贴。这就是说，美国在给不种地的农民发休耕补贴，中国在为种地的农民发粮食补贴！同在一个地球上，差别怎么这么大呢？孙大午颇受刺激。
周晓教授是美国共和党的中央委员。她很认真地和孙大午探讨：“咱们要是在美国成立一个农业跨国公司，去美国种粮食，收获后卖到中国，美国政府不用发休耕补贴，中国政府也就不用搞南水北调了！”
“这就相当于在进口美国的土地、进口美国的水资源啊。就是收获后，不容易运回来。我专门派人去咨询过，最后还是弄不成。”孙大午感叹。
应该说美国是没有农民的，所谓农民就是务农的工人或者是农场主，“farmer”就是农场主或牧场主。
美国朋友天真的想法，引起孙大午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全面质疑。许多人说农业是基础产业，要保护农业，保护耕地，保护粮食生产，这和“保护农民”的腔调一样，十分可疑。
在这次会议上，孙大午一边清理粮食安全的伪问题，一边再次重申小岗精神：
“粮食是可再生资源，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粮食生产不足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应该包括粮食生产流通的一体化，流通不畅才是问题。生产不会出问题，一时一地缺粮在制度不在生产。现代社会是生产容易消费难，生产出问题在制度不在技术。比如朝鲜和韩国，国土面积差不多，朝鲜两千多万人，韩国四千多万人，朝鲜缺粮，韩国不缺粮，怎么回事？难道说雨只往韩国下，不往朝鲜下？世界上有46个国家人口密度超过中国，印度有十亿人，也有说法是十一亿，更不要说台湾、香港等地，人家都没有缺粮的问题，没有土地问题，惟独中国怕缺粮，有土地不足问题。实际上我们的粮食生产也是过剩的，安徽的加油站供应的都是乙醇混合燃料，很多省份也是这样，上百万吨的提炼厂几乎各省都有。粮食当汽油烧，你能说它不过剩？
“日本天皇到巴西访问，巴西的日本侨民对天皇说，他们在巴西买下的土地已经相当于整个日本本土面积，日本天皇当场就哭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加在一起也只有几千万人口，它们的面积都跟中国差不多，它们都在大量出售土地，纽约周围的耕地价格每亩只需两千元人民币，美国的土地产权包括地下产权，打出石油来都归你，它们在向全世界拍卖。外国人买了美国的土地，只要雇用几个美国工人，给他们解决就业问题，三年以后给你绿卡，自动移民。非洲也在出售土地，非常便宜的。
“人家为什么这么开放？这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家向全世界招商，等着盼着外国人给他搞农业生产，全世界范围内都应该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咱们为什么非要立足本国？
“我们还在用传统思维对待问题，认为粮食生产应该立足本国、立足于本国农业的农业大国思维应该成为历史了，现在得赶快转向以工商业立国，工商业才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和根本。如果安徽仍以农业大省为骄傲，就背离了小岗村改革的初衷，小岗村改革的初衷和精神是追求富裕，追求自由、自主的发展，决不是固守农业，固守小农经济，固守分田单干。”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固守土地上种庄稼只能越种越穷，土地上种企业会越种越富。”
2003年冬，出狱不久的孙大午曾收到一封公开信：
“亲爱的孙大午先生：
您好！我和您素不相识。我对您的了解来源于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从我看到您的演讲，我就决定在理念上追随您。原因是您提出了两个让我非常赞同的观点。
一、咱们国家不是吏治的腐败，而是法治的腐败。……
二、农民没有钱花是因为不让他们有钱，管着他，不让他们劳动。
我是这么理解的：农民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把农民当成需要照顾的阶层本身就是对农民的歧视。我相信鲁迅先生对国民的判断，即除了暴君就是奴隶。惟独没有平等的人。绝大多数的国人，目前仍是这种思维，即不是把自己凌驾于人上，就是把自己示弱于人下。您的这一观点显示出您对人的平等意识。
作为农民，所要求的不是什么特殊的照顾，只是自己照顾自己的权利：劳动的权利。由于您的这一观点，使那些自认为是农民的救世主的人的狂妄，现出了他们真正的愚蠢。
所有的问题都来源于制度。制度不变的所谓一切改革都是不负责任的得过且过。终将被我们的子孙唾弃。而自由的观念从来都是和平等的观念紧密相连的，您从实践的角度勇敢的提出这些常识，我因此而追随您。而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惧怕常识的畸形社会，果然由于您对常识的揭示而失去了自由，但您的追随者并不是我一人，在我们能表达我们意愿的地方我们尽了我们能尽的最大努力。
但我相信，您的重获自由不是法治的胜利，而是政治的胜利，您的重获自由是各方面力量妥协的结果而不是您的观念的胜利。要达到您观念的胜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的障碍需要破除，还有很多的牺牲需要付出。作为您的追随者，我希望您能把您对农民的尊重分一些给您的对手，和他们更多的互相妥协而不是激烈的对抗，但这妥协是必须建立在不损害您基本观念之上的妥协。
您遭受了重大打击，我愿意相信您不会因此而改变您的观念，我还愿意相信您吸取了这次的教训并将以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继续去实践您的观念。并且，您已经为此做好了遭受更大打击的准备……
这封信给了孙大午很多鼓励和安慰，可是令孙大午啼笑皆非的是，在很多会议上，他仍然常常和“粮食安全问题”狭路相逢。很多次，他沮丧地发现，坚守“粮食必须立足本国”的农业大国思维和立场的人，声音要比他大得多。
有一次，孙大午索性问秘书处的一个小秘书：“小赵，考你一个问题，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大国是哪个国家？”
“是中国吧？”小赵不敢肯定。
“不对，是美国！美国才是世界头号农业大国。美国农业产值和农民数量在国内生产总值和总人口中占的比例最小，生产出的农产品数量却是世界各国中最多的！美国既是世界头号农业大国，又是世界头号工业大国！以后记住了啊，不要以为土地多、农民多的国家就是农业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