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饭和馒头，总是最便宜的！”夏天，中午，在北航第八食堂吃饭，孙大午生气地说，“谁再说‘保护农民’，谁就是混蛋！”
人人都要吃饭，吃多少却有限。生产力越发达，生活必需品越接近成本。先人早在《汉书.食货志》中，就有“谷贵伤民，谷贱伤农”的慨叹，直到“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毛泽东时代，粮食仍然是千古忧乐。
1958年8月4日，毛主席来到徐水，视察了县城附近的大寺各庄。县委干部汇报，这一年全县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毛主席高兴地睁大眼睛：“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人民日报》的记者如实记下了毛主席的话：“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社员们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粮食多了，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当天晚上，徐水县大寺各庄改称“八四”公社，徐水率先成立人民公社。
这一年，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贺龙、彭德怀等先后来到大寺各庄视察，此后，美国、苏联、印度、越南等49个国家的友人也先后来到大寺各庄村视察参观。众所周知的是，徐水一夜之间扬名全国，进入了共产主义天堂，没过多久，就狠狠地从天堂上摔了下来。
徐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孙大午正上幼儿园。他的记忆是：
“幼儿园的粥稀得能照见人影，我总是吃不饱。问阿姨要，阿姨没有，我以为她故意不给吃，就带头摔碗。找块大石头，一摔八瓣，小孩儿们都跟着我用力摔，摔完了我就带他们跑到地里去摘豆角、掰玉米。阿姨知道是我带的头，抓住我就打。她一边打，我一边骂，气得她抓住我的两只脚腕，把我头朝下往一个大水缸里蘸，反复几次，差点没把我呛死。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大水缸，就在村子里那个杀猪的人的家里。”
他还记得他大肚子、大脑袋、细胳膊、细腿的样子。在一个深秋的傍晚，大人都不在家，他拖着疲惫的病体爬到大街上，在车辙沟里睡着了。一驾马车经过，停步不前，大马用鼻子把他嗅醒，赶车的社员跳下马车，把他抱起来放到路口的磨盘上。
他难以忘怀的是：父亲的大箩筐一头挑着姐姐，一头挑着他，偷偷摸摸、摇摇晃晃地到县城乞讨。
“百度.徐水吧”中有徐水人发的帖子，提到那个著名的“八四公社”道：
“我们家离那不远，也过庙会。记得在保定一中的时候，我和同学争辩倒底是安新好还是徐水好，他说安新有白洋淀，我说徐水有刘伶醉。但是，把毛主席骗到徐水来，一直是我的一个软肋。历史老师讲到‘大跃进’，就顺便提一下‘毛主席来徐水’。然后全班都看我，我就觉得特别羞愧。以前安肃镇合并前，小寺、大寺和迁民庄等是叫八四镇，而在毛泽东视察前，是叫大寺各庄乡的。由于毛主席，我们这个镇改叫八四镇。后来合并安肃镇，我们说起这个庙，都说是：‘往八四上庙去’。”
饥饿的农民循着求生的本能左冲右突20余年，终于得以重操祖先传下来的“家庭农业”，这就是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据说当年分田到户，只要没错过生产季节，土地就奉出了人们一天五顿也吃不完的粮食。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从农村开始了。
1984年，奉行“交了皇粮不怕官”的农民，开始遭遇“卖粮难”。
每到交公粮，一村的乡亲此呼彼引，成群结队，推起数百斤粮食送往粮站去。到傍晚，如果空车而返，则举家欢喜，有时要原封不动地推回来，经过翻晒挑拣，反复几次，粮站才勉强收下。意识到粮店的过份责难，再老实的农民也忍不住在粮站门口暴跳如雷，甚至和里边的工作人员扭打起来。
粮食多了怎么办？农民们很快自己想出了办法，这就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们创办了很多工厂，把粮食做成饲料，做成粉条，做成糕点或者美酒，意气风发地进入了第二产业。之后有10年左右，粮食政策是宽松的。
1998年，“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启动了，这场改革的主角是工商局，口号是“严厉打击私商粮贩，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1999年，国家计委、国家粮食储备局声色俱厉地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工作的紧急通知”：
“严厉打击私商粮贩等各种违法收购、加工和运销粮食的行为，重点加强对加工企业台帐的监管，切实管住加工企业粮源。加强对粮食运销合法凭证的监管，防止一票多用和重复使用。对没有合法凭证的粮食，铁路、交通部门不得承运。”结果是，无人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私商粮贩被禁绝，农民苦不堪言。
2003年3月13日晚，孙大午在北京大学演讲：
“我从85年起开始建企业，工商局就卡猪，卡饲料，让成车的饲料烂掉，现在还卡粮食，去年扣了我一车粮食，一车粮食罚款3000元。那么怎么才能不让他扣呢？你就得给粮食部门交合法的单据费，我们最高的时候曾经一年交差价60万，这就是粮食的改革。我就不理解，粮食都烂在家里了，为什么不让流通？”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意思是，只要是在种地，农民永远也不可能富起来，如果不许流通，农村永远也不会活起来。既要保护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又要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此事古难全。
还有很多地方，至今还在倡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然而，9亿农民瞄准4亿城里人的菜篮子米袋子，高产不高效，优质不优价，“两高一优”带来的是更大的打击。
孙大午的比喻是：“一百个厨师给一个人做饭，做饭的怎么会有出息？”
应该说，每一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大午集团都是跑在前边的。比如，当养殖业在农村兴起的时候，大午公司重点发展的是饲料和养殖设备，饲料公司至今是集团一个主要产业，当年的大午鸡笼厂，产品曾经打遍大半个中国。
1998年前后，当“两高一优”喊得很响的时候，大午集团投资600万，建了千亩葡萄园，成立了葡萄苗木基地和小麦良种繁育基地，除了供应小麦良种、各种苗木、卖鲜食葡萄外，还开发了葡萄酒。但是没过几年，千亩园里品质最好的美国红提也只卖到3元一斤。和千亩园相邻的另一家葡萄园，卖到三两毛钱一斤都没有人要。
现在，千亩示范园已经转型成了大午农业观光旅游的一个景点，用于每年举办葡萄采摘节。葡萄公司改名为“农业育种公司”，重点已经转移到“小麦、玉米良种繁育”。
大午集团是个农牧企业，和农民有着同样的处境，但她毕竟是企业行为，每次调整都会直接面对市场，灵活机动。而小农的调整，格外被动。直到现在，还有大量农民困在“两高一优”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怪圈里。
桃三杏四梨五年，很多农民种桃树。桃子熟了，农民忽然发现，卖桃子的钱，甚至付不起雇人来摘桃的工钱。他舍不得卖，推着一车桃子，从早晨打听到下午，到处都是这个价格。他赌气拉着桃子回家，半路上抗不住越来越沉重的沮丧，只好把一车桃子，连筐子掀进路边的大沟里……
这是农民的绝望。粮食多了不值钱，水果多了亦不值钱。